一、关于彩礼范围的界定。是不是男女双方在恋爱中所有赠送的钱物都应返还？法律上的彩礼到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？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。现实生活中，彩礼的名目可谓五花八门，只有准确界定彩礼的范围，才能切实维护好双方的利益，对此，司法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，当然这也和我国复员辽阔，风俗习惯不同难以统一有一定的关系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还是有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：1、关于订婚期间的彩礼支出。一方在收到彩礼后，往往会拿出部分彩礼用于共同开销，比如有的为举办婚礼而共同宴请宾客，有的用于共同学习某项技术，有的共同外出旅行，也有的纯粹共同用于朋友间的吃喝玩乐等，那么这些费用是否应当在计算返还数额时予以扣除，如果单纯依照返还规则，很可能造成显失公正的后果；2、关于相互赠与财物的问题。在恋爱中，男女双方为了表达心意，通常都会赠与对方一些定情物、信物等等，可以说，这些物品，有的是为了结婚而为的赠与，有的是一方自愿赠与另一方而纯粹与结婚目的无关，对于该类财物，赠与方如果也要求返还，就会有赠与物可以随便撤销之嫌，法官也不可能明知当事人的这一心理状态；3、关于亲人赠与财物的问题。一般来讲，对于新人，双方的亲属都会有一定物品或现金的馈赠，对于这部分财产，如果明确是特定给个人的财物，当然应按个人财产来处理，而如果是赠与两个人的，就存在共有分割的问题，比如某些地方俗称的“磕头礼”，如果一概不予认定或只认定为一方所有，就会有违公平。4、关于订亲期间的人情花费。订亲之后，按农村的礼节，如果一方亲属出现喜事或者白事，另一方会拿出数额不等的礼金，在有些地方，礼金还特别多，这种情况属不属于彩礼的范畴，还是值得研究的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很自然会增强花费较大一方的对抗情绪，这给法官的调解和处理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。

　　二、关于彩礼案件的案由。民事案件案由是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，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，是人民法院将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精度概括。在民事诉讼中，案由贯穿诉讼活动的始终。从原告起诉、法院开庭审理直至作出裁判，都需要明确的案由。但长期以来，由于没有一个确定案由的具体标准，导致在案由的使用上出现了一些无序的状态。经过多年实践，新的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》施行以后，无论是从体系上还是从范围上均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。司法实践中，彩礼纠纷一般确定案由为“婚约财产纠纷”，但实际生活中，有的原告与被告按农村风俗举办了婚礼，并有了同居生活的事实，而且牵涉了一定的财产，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，依照新的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》，也有按同居关系析产纠纷进行处理，这样可以解决被告方的反请求是否构成反诉的争议，但这种案由的确定还有待商榷。

　　三、关于案件的诉讼主体。实际生活中，婚约彩礼的给付、接受，并不仅仅在婚约当事人双方之间直接发生，往往是一方的父母或亲属通过婚姻介绍人给付另一方父母或亲属。那么，诉讼主体如何确定？目前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婚约财物纠纷案件，诉讼主体有的列婚约关系的男女本人，有的列婚约关系男女双方父母，有的列男女双方及其父母等，很不统一。在实践中，诉讼主体的确定应区分以下情形：（1）、彩礼的给付、接受，只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之间，给付人给付的是自己个人财产，接受人接受的彩礼未用于家庭生活消费，彩礼成为了接受人的个人财产，诉讼主体可列男女本人；（2）、彩礼的给付、接受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，或发生在双方父母、其他家庭成员之间，但给付的是家庭共同财产，接受彩礼是以家庭方式出现的，诉讼主体可列包括男女本人和双方的家庭成员。在农村司法实践中，如果只列男女本人，往往不利于这类纠纷的解决。订婚的男女双方一般在经济上不独立，其经济基础较差。男方所给付的财产主要来自家庭共有财产，而收受方除个人使用的物品外也并非完全由订婚女方个人支配。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不仅涉及到婚约双方的个人利益，同时也涉及到双方父母的合法权利，因此，对于彩礼的给付、接受主体，应作全面正确的理解。事实上，给付彩礼问题，也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，很多情况下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来往。虽然给付和接受彩礼的婚约当事人已经成年，但往往都是与其父母共同生活，对外主要表现为家庭财产的给付和家庭成员的共同支配。所以，对于彩礼的给付人与接受人应当作广义的理解，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。

　　四、关于妇女权益的保护问题。 按照现行的彩礼返还规则，如果属于司法解释的三种情形，女方所收的彩礼就应在返还之列，但这个规则其实是与现实的风俗习惯相悖的。按民间通常的做法，如果是因为男方的过错导致婚约解除，或由男方主动提出解除婚约，女方一般不予返还或者部分返还彩礼，如果是女方的原因提出解约，则女方全额返还，实际上这种民间规则也得到了当事人的习惯性认可，而解释的出台则打乱了这一习惯。现实中，有很多彩礼返还案件，女方并无过错，有的确属男方始乱终弃，见异思迁，但男方也理直气状要求依法返还彩礼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律的公平精神相悖，不能体现法律保护妇女，保护弱者的基本原则。再有就是人格尊严的问题，虽然说男女平等地享有人格尊严，但是在彩礼返还案件中，我们接触到的更多的是女方名誉受损的情况，而返还规则也没有涉及关于精神损失层面的问题，事实上女方也很难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补偿。目前的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传统文化烙印很深的社会，各种民风、民俗、乡规、民约相互交织，民间朴素的思维方式常与法治的价值取向不相统一。如果只是让法官手拿法律的利器，简单地用法律解释去处理彩礼问题，就会脱离社会，远离民众，为办案而办案，这样无疑会使得司法权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。

　　五、关于“同居生活”的界定。解释规定的情形是：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。问题在于“共同生活”的标准是什么？婚礼仪式举行之后就两地分居算不算共同生活？男女双方只是不定期的相聚算不算共同生活？未同居生活的证据当事人怎么来举？这都给法官具体操作带来不少困难。而且，解释只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未同居生活的情况，但是现实生活中，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却事实上同居的不在少数，是不是只要是未办结婚登记手续，无论是否同居生活都应该无条件返还彩礼？如有的当事人双方已同居几年，男方想解除同居关系，以未办理结婚手续为由，要求返还彩礼，此时若女方已将所收彩礼用于同居后共同生活的，法院应该怎么办？是严格执行法律解释，照顾不到社会效果，还是可以减少返还数目或不予返还，如果法官行使了自由裁量权，会不会造成案件在二审的时候被发回或改判，这些都给基层法官处理案件带来许多困惑和挑战。

　　六、“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”如何界定。生活困难分为绝对困难和相对困难。所谓绝对困难是指实实在在的困难，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。所谓相对困难可以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，相对于原来生活条件来说变得困难了。如果以生活困难作为一项参考因素，体现法律以及审判实践对生活确有困难一方的帮助，这无疑是合理的，但是却要面对接受彩礼一方的强烈不满。那么就应该采用一个客观化标准，统一来加以判断。一般的讲，这种因给付造成的生活困难，必须是导致生活的绝对困难而非相对困难。《婚姻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：“离婚时，如一方生活困难，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。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；协议不成时，由人民法院判决”。《婚姻法》解释（一）对“生活困难”也做出了解释， “一方生活困难”，“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”。实践中，法官只能依据此条作出一定的判断。另外，合法的婚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。如果要求返还彩礼一方对婚姻的破裂存在过错，而另一方并无任何过错，法院是否还应该严格按照解释的规定判决予以返还？如果判决，就会造成男方不为其过错担负责任的后果，这显然使法律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还有就是生活困难的证据标准问题，现实中有的出具的是证人证言，有的是村委会的证明，有的是乡镇的证明，还有的当事人提出要法院去调查，但这种情形不属于法院调查的职责范围。

　　七、彩礼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。关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，法律应当明确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，即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产生高度信任，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，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。赠送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，赠与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，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。因此，当引发彩礼纠纷时，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，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，且多为亲友证言，通常证明力较弱。实践中，许多彩礼案件的证人都是婚姻介绍人，而婚姻介绍人又常常与一方有亲属关系，发生纠纷后，有的不愿出庭作证，有的即使出庭作证，也不能保证会做到客观中立，这些都会直接导致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的不满，给法官的调解工作带来困难，一些地方实行的司法鉴证工作对解决此类问题有所帮助，就是由基层司法所对婚约当事人双方的礼金进行司法鉴证，如果出现纠纷，当事人可以持司法鉴证书向人民法院举证彩礼情况，这种做法值得推广，但毕竟只是一种新的尝识，群众的接受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和检验。